悲观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崩盘在即

来源：华人街日报网站 在一位经济学家看来，中国的消费热即将结束。他这种与主流相悖的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不仅不会增长，可能还会收缩，中国即将迎来一个通货紧缩和支出下降的时代。 沃尔克(Jim Walker)沃尔克(Jim Walker)是总部位于香港的经济研究公司Asianomics的创始人兼董事总经理。在他看来，那些押注于于中国消费崛起的投资目前正面临着现实的考验。此类投资涉及范围广泛，不仅包括澳大利亚矿企，还包括奢侈手袋制造商，甚至是苹果手机iPhone等等。 虽然很多分析人士近年来大赞中国日益扩大的内需，但沃尔克认为中国消费者不太可能表现出太多韧性，因为中国经济目前呈走软趋势，而宽松信贷这张牌也已经打出。 沃尔克说，我们这种有违主流观点的判断认为，在当前状况有所改变之前，应当作空或减持消费类投资。 MarketWatch上个月就中国经济前景这一问题调查了全球19位主要的投资经理和经纪人，沃尔克是其中最悲观的。 沃尔克曾是经纪公司里昂证券(CLSA)的首席经济学家，也是受访经济学家中预测中国经济未来三年将出现硬着陆的小众人群。 在沃尔克看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增长率将放缓至4%，而经通胀因素调整后的实际GDP增长率将接近持平。而且，他也不排除中国经济出现更严重的放缓局面。 沃尔克说，他并不认为中国经济出现萎缩是完全不可能的事。 阶段性放缓 沃尔克说，部分经济领域会逐渐感受到经济的全面下滑，但中国经济中更广泛的领域已经开始失速。从官方数据中可能会看到未来六个月中国经济形势急剧恶化的迹象。  沃尔克认为，水泥企业和房地产开发商都属于这类一类企业，在经济开始持续进一步下滑之前，这类企业会呈现出一定弹性，原因是早先的预售房产项目可为其提供缓冲。 不过沃尔克说，这类企业中的许多公司最终都逃不过倒闭且被整合的命运。 沃尔克说，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带动的经济增长即将结束。 沃尔克所追随的是备受争议的奥地利经济学派。他说，正在上演的这一幕是正常商业周期的一部分，在此过程中，商业活动的萎缩和投资都不得不被冲销。 沃尔克认为，低利率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中国这种前所未有却暗藏问题的大规模投资，而政府也不太可能出台另一项刺激计划，这是因为中国已经出现了建设过剩，其中就包括像机场这样的交通运输项目等。 沃尔克说，上次出台刺激计划很容易，因为那时只需要建房屋和基础设施。他指的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政府为保护中国经济不受影响而提供的庞大信贷刺激计划。 沃尔克说，但这次就不一样了，中国经济系统中有太多分配不当的资本，因此难以对新项目进行融资。 关注企业和贸易伙伴 沃尔克表示他将留意分析师的业绩预期，来进一步判断当前减速的程度。 尽管有前一季度数据作为参考，但分析师在预测中国大企业去年第四季度业绩时仍过于乐观。 沃尔克说，这说明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中国经济的疲软超过了人们所愿意承认的程度。 汽车销售或钢铁产量数据也有可能显示经济减速的趋势。 沃尔克建议投资者避开那些在中国大陆有大量业务的公司，其中包括推土机生产商和建筑设备生产商。 同样也应避开间接反映中国经济增长状况的市场，其中包括韩国、台湾等亚洲地区贸易伙伴，以及巴西和澳大利亚等以大宗商品为重的市场。 但沃尔克对中国大型公司的看法比较乐观。他说，从很多赴港上市公司的行情来看，它们的股价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对经济减速的担忧。 他认为中国石油(PetroChina Co.)和中国移动(China Mobile Ltd.)这两家国有企业的估值显得比较合理。 实际上并不连贯的增长 对中国表面上连续不断的经济增长，沃尔克也表示怀疑。数据显示，自70年代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速度超过9%。 他说，这种不间断的增长可能是官方统计数据掩盖以往低迷时期的结果。他相信90年代早期实际上发生过衰退，并给中国银行系统造成了极大冲击。 沃尔克说，后来的数据显示，到90年代中期，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资产规模已经相当于资产负债表的25%到40%，远超过英国和美国在大萧条时期的水平。 沃尔克说，对于那些觉得中国经济不可能有周期的人来说，他预计将发生的通货紧缩可能会出乎他们意料。 虽然沃尔克对中国经济的预测并不符合主流观点，但却与一些基金经理不谋而合，这其中就包括Eclectica Asset Management的亨得利(Hugh Hendry)。 亨得利2月份对《巴伦周刊》(Barron’s)说，他相信中国即将出现硬着陆，他正根据这种预期在日本进行与信贷相关的复杂投资。 亨得利看空中国的原因之一在于，公共部门所引导的投资流动令人担忧。这些投资以牺牲储户利益为代价，不遵循利益最大化原则。 Chris Oliver （更新完成） 本文译自MarketWatch

来，带你在长安街上调个头

作者：韩寒     十年前，我在北京租了一个夏利开，人虽不面，无奈车慢，所以很知趣的开在机场高速慢行道上。车里坐着朋友，我俩当时都是愤青，正激烈批判着腐败和权贵，突然后面一辆奥迪贴近晃灯，并用警报呼哧了一下。我一看旁边车道是空的，也没让，继续自顾自开着。没过十秒，那台奥迪突然满血，全身能闪的地方都闪了起来，随即，我被后车用扩音器劈头盖脸骂了一顿。坐在边上的朋友抢了一把方向盘，说，咱让让吧。奥迪很快从我边上超了过去，骂声一直缭绕了好几百米。我对朋友说，妈的，这帮孙子走路像王八，必须横着走到底，开车像火车，必须一条道开到黑。朋友说，算了，你看人家的牌照，京AG6X打头，这个很厉害，一般来说是给XXX的，还有那些京A8开头的，以后你得看着点，都是给XXX的。作为一个只知道沪A牌照100位以内惹不起的上海司机，我听得云里雾里。最后朋友对着远去只会开直线的奥迪牌火车，恶狠狠撂下一句，操，以后宽裕了，还是得买黑色奥迪。      后来朋友真买了黑色奥迪，却一直没有上牌。我说，这不挂牌照没问题么，朋友说，没事，我有这个。他指了指前窗下的一块铁皮，上面写了两个字，警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又增添了“京安”“人民大会堂XXX”“政协XXX”，一直码到了副驾驶，堵车的时候都能用来打牌比大小了。我非常担心随着牌子的越来越多会挡住他的视线。好在朋友喜欢激烈驾驶，每次一劈弯，那些牌子就因为惯性，全摞成一堆了。于是朋友就得停车重新洗牌。我问他，这在路上开管用么？朋友说，太管用了，你看我，没牌照，但装了警灯警报，有这么多证，更加神秘，警察绝对不敢拦，哪知道你什么来路的。来，我给你违规掉个头看看。      当时我们正开在长安街上。长安街很难调头。记得我初到北京时，有次开车错过了一个路口，一直调头不能，突然看见一个大门，门口还算宽敞，定睛一看，新华门，以为是新华书店系统的，想好歹和自己的职业沾点边，就直接往里扎，打算在门口揉几把，假装自己是出门左拐。。。。。。在差点被击毙之后，我对长安街产生了深深的恐惧。我对朋友说，算了，别试验了。       朋友不语，遇见一个红灯，他爆闪一开，直接顶到交警跟前。交警假装没看见，转身给了我们一个屁股。我说，他真不管你诶。朋友嘴角一撇，道，丫不上路，按照常规情况，丫应该把直行的车流给我拦断了，方便我掉头。       过往的车没有一台避让我们。朋友拉了一声警笛，交警回头看了我们一眼，准确的说是看了那些牌子一眼，无奈拦停了对向的来车。朋友从容的掉了个头。我承认，对于刚刚二十上下的我，在那一刹，特权为我带来了虚荣和愉悦，纵然这特权还是山寨的。有那么十秒钟我异常膨胀，觉得自己都快从车窗里溢出来了。但很快我发现，那些停在对面车道里等候的车辆看我们的眼神中并无景仰，甚至充满愤慨。我不由自主往下缩了缩。       朋友不屑道，没事，别理那帮傻X，你看那捷达了没，你看丫挂的那个警备牌，我一看颜色就知道是假的，四元桥汽配城买的。我这块可是那XXX的关系。但说是警备牌以后不能用了，统一只能挂京安了。那我——前面那傻X怎么开那么慢，来，你呼几句，拿着这个，按边上说话就行，不用多说，十个字，前面车靠边，前面车靠边，丫就乖乖闪了。。。。。。       到今天，我已经不能描述当年坐在这台奥迪里复杂的心情了。午夜的平安大道，我们坐在路边吃羊蝎子。空无一人的街道上，依然有车拉着莫名的警报呼啸而过。朋友说，丫那个分贝数不对，也是四元桥汽配城买的。       是的，面对特权，我们厌恶，但享用到一点假特权，心中又有窃喜，面对吃特供的人，我们批判，但自己用到了那些特供，又会得意。很多人恨特权，因为特权没有在自己手中。我有朋友觉得如果他掌权，必然从善如流。其实未必这样。我相信没有人会不沉迷其中，除非他的特权大到无需彰显，只用表演一些低调的姿态。朋友的人生也有起落，现在他早就不开那台奥迪，换成了一台很普通的七人座家用车。说起从前，他摇头笑道，太虚妄了，以前老骂那帮家伙，自己居然也在模仿他们。但他又会觉得，黑色新款的奥迪A8很不错。      人总是很矛盾，纵然我以后再不好意思坐进各种真真假假的特权车里耀武扬威，但每次要误机时，我心中最阴暗的部分也会冒出一个想法——如果我有急事要办，而要去的地方一天只有一个航班，我明显赶不上了，恰好我又有特权，我会让这架飞机连同几百个乘客等我半个小时么？抛去一切伪善，我觉得答案八成是——我会的，而且会让机长把责任推卸到航空管制上。       没有人能控制自己不会凌驾在他人和法律之上，哪怕他再好再温厚。体制赋予特殊个体的特权是无法靠自我修行来美化和消解的。就算你知道，那些没有特权的人正在对你唾骂和鄙视，不存丝毫的敬意，你也无法停止享用这些。就像苏联的特供制度再受平民的诟病，面对经济衰败，民怨沸腾，有可能同归于尽，那些身在其中的人也不愿意放弃它。没人愿意主动把各种车证扔在风中。答案不会在风中飘。       苏联的特供体系一度幻想能够延伸到工人，以为这样可以巩固政权。但是它没等到那一天。就算那天来临，苏联依然不会有好下场。当特权想惠及到越多人时，只是特权阶级感到威胁以后的自保罢了。承诺他人将能得到什么，最终他人什么都得不到，只有限制那些承诺者自己的权力，他人才能得到他本该得到的一切。      写这些没什么意义，纯粹是想起以前在北京的日子，又看到眼前新闻，乱涂几笔。我们所见的社会进步或者退步，常常只是特权与特权之间的争斗结果。人有善恶，权无美丑，所以去向何方，全凭运气。多少个权倾一方的人说倒就倒。这次倒一个，也许国家向前走了，那万一下次倒错一个呢。如果一个地方充满着的不被限制的权力，那么谁都不会安全，包括掌权者自己。       

让一部分人先选起来（韩寒最新博客2012-02-12 01:26:24）

 首先，这篇文章的原名叫《彼岸花》，也就是年前回应麦田的文章里说的正写了一半的那篇。很遗憾年前美好的讨论气氛被一场闹剧摧毁了。那次讨论其实使我获益匪浅。看了很多人的文章以后，我有一些对原来观点的修正，由于这会儿还在保养期，就先不修了。待春暖花开时，我想《再谈革命》，《再谈自由》，《再谈民主》。让我意外的是，我以为这些枯燥的话题不会有多少人关心，因为我问过一些年轻的朋友，他们都表示最爱看我写的⋯⋯影评。我甚至看见过这样一段话：中国是个毛邓社会，华解不了，胡搞几年，赵样不行，江就一下，再胡搞几年，就习以为常了。这段话的信息量很大，同时也表明了你所有的关心，都是无用的，弄不好自己还要惹一身麻烦。 但是当有一个口子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对国家前途的关心就是对自己的关心，大家或深或浅或多或少都会愿意谈论，甚至为社会的改变而行动。期间发生了台湾的选举。虽然台湾和大陆在生态上有诸多的不同，但是无论是蒋介石，还是毛泽东，都不曾想到，国民党居然是通过了这种方式反攻大陆，没有一兵一卒，不用一枪一弹。于是我开始回想自己的履历，终于让我想起了我经历的的一次选举—— 在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班里选班长。我们班级好像一共是42人，每个同学可以选多人。我因为人见人爱，学习成绩突出（我小学的确是学习委员，不用诧异，每个胖子都瘦过），得了满票的42票，而我的竞争对手则比我少了一票。遗憾的是，最终的结果我并不是班长，因为老师说，你这个同学，太不谦虚了，居然能全票通过。你怎么好意思投自己一票。 于是，我落选了。虽然现在我是反对在学校进行班干部选举的，但那次在黑板上画“正”字，至今深印在记忆里。从那次以后，我至今没有见过选票。改革开放到现在已经二十多年，大家都记得邓小平在1985年说的一句话——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句话最终成为一个非正式的口号。毫无疑问，这个口号已经实现了，而且似乎已经超额实现，有一部分人太他妈富了，虽然中产阶层也在增多，但在这一部分暴富者的映衬之下，老百姓好像更穷了。经济改革已经过去了很多年，我们先不去管经济改革的成败得失，但政治改革依然不见起色，你看，十八大还没召开，老百姓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说实话，我觉得现今中国一人一票选主席未必实际，社会各个阶层人数差别太大了，互相割裂，地区发展也不均衡。能做到一步到位朝发夕至的似乎也只有霸权和独裁，而非民主与改革。其实我能接受现在就知道2012年谁当主席，谁当总理，就像当年邓小平钦点接班人也没问题——邓立君，正常。但是我代表身边的很多年轻人朋友（这不是泛指，真的是我认识的朋友们，经过对民主和改革的讨论，他们授权我代表），郑重的希望改革开放的口号能够再加一句——让一部分先选起来。 至于这是哪一部分人，哪些地区，都无所谓，但是选什么很重要。中国很早就开始了村一级的行政选举，但是这种实践步子走的太小了。政权成立快一百年了，我们好歹也该一人一票选市长了。当然，在一开始，我甚至无所谓其中必须有民选代表，哪怕都是由官方指派的候选人都没关系。比如上海市，完全可以由当权者指定三个候选市长，让他们在电视台和报纸上自由辩论，提出各自设想，然后再去各个区县公开演讲。村级选举的贿选很容易（贿选也比不选强），市级选举的贿选就不那么容易了。在某个大城市进行公开市长选举的同时，全国人民也都可以围观和进行虚拟投票，培养培养情操，准备迎接实战。同时，市长可以每三年选举一次，人民代表可以联手弹劾市长，那人民代表就不再形同虚设。如果我们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开始选举市长，那饱受诟病的上访制度也可以休息了。因为我坚信，只要市长是选出来的，哪怕暂时都是党的人，都会顾忌人民，反之就只会讨好上级。只要你不犯法，大不了人民把你选下去，你无非是能力不足，也不用为了保命而躲到美国领事馆去。这对于官员来说，也是一种解脱和保全，对于国民来说，则是最生动的民主练习。 社会之稳固，不应该靠中宣部，而应该靠往前迈几步。

《新周刊》-做点无用的事

新周刊201201期封面做点无用的事吧，“急之国”的人们。做点跟升官、发财、成名没关系的事，做点跟自己的情感和精神有关的事。谁都要吃饭，却不需要时时为稻粱谋。成功带来满足感，灵魂难免还空虚。按照社会标准度过的一个个“有用的一天”，达不到幸福的标准。有热爱无用之事的人，有名为“无用”的服装品牌，有在冷门学科甘之如饴的人，有成功人士的退后反思。无用，是让脚步暂停等灵魂跟上；无用，是不功利更本真地享受生活；无用，是与社会和自己和解，以乐趣战胜焦虑，以平和心态迎来人生新境界。“实用主义实际上是最不实用的。”(邓晓芒语)试试看，你的“大用”正蕴藏在你的“无用”之事里。无用于事，有用于心。有用的无用，无用的有用人体上火了，喝剂凉茶能去火。社会上火了，也需一剂能清心降火的药方：做点无用的事，关心点无关的人。前者清心，解焦虑症，自己与自己和解；后者解毒，消化社会戾气，与社会达成和解。文/朱坤有的人一辈子都在做有用的事，事实却证明一辈子都毫无价值；有的人一辈子都想做点无用的事，留下的东西后人却受用无穷。前者例子太多，不可尽数。后者的典型是“京城第一名家”王世襄，生于名门世家，却沉迷于各种雕虫小技，如放鸽、养蛐、驾鹰、走狗、掼交、烹饪，而且玩出了文化，玩出了趣味。荷兰王子专程向他颁发2003年“克劳斯亲王奖最高荣誉奖”的理由是：如果没有他，一部分中国文化还会被埋没很长一段时间。中医里对人体“上火”症状描述为：人体阴阳失衡，内火旺盛。常见症状为：胃疼口臭、咯血咳嗽、烦躁不安、心烦意乱、心悸失眠等。中医又说：有火则生、无火则死，火乃必需，超过正常就属邪火。人人力争上游自然是好，否则也不会有这30余年经济奇迹。但有用之学主宰一切，成功学成时代主旋律，又使当今社会如一个典型“上火”型社会：心中欲望太强、步子太大、动作难免变形，所谓“步子太大扯着蛋”是也。所以李天一也好、郭美美也好，层出不穷毫不为怪。人体上火了，喝剂凉茶能去火。社会上火了，亦需一剂能清心降火的药方：做点无用的事，关心点与己无关的事。前者清心，缓焦虑症，自己与自己和解；后者解毒，消化社会戾气，与社会达成和解。有用的无用什么叫做点无用的事？用白岩松的原话讲，现在中国人太专注于做有用的事，只要做的事跟升官、发财、成名没有关系就便没用了，便慢慢被荒废了。33年改革，已经将中国人弄得只会干有用的事，不太会干无用的事。人只有经常做无用的事，才可以诞生离人心更近的艺术，留不留给后世不重要，起码是告慰自己的生命。约翰·列侬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就不算是浪费时间(“Time you enjoy wasting, was not wasted。”)。但中国的家长们的口头禅是，可这有什么用？说中国父母是世界上最功利的父母绝不为过，被西方人认为不可理喻的“虎妈”在中国遍地都是。网上的“80后孩奴妈妈晒百万元账单”的帖子看来触目惊心，但早已成为社会普遍现象。早教经济、学区房、奥数班甚至已成为庞大“教育经济”的一部分，身处其中的中国父母，外人眼中是“虎妈”，自己心中是“孩奴”，里外都不是人。中国的家长们未必分得清有用无用的哲学之辩，但一定会用最原始的语言告诉你什么是有用。能加分的有用，能助升上重点中学、大学的有用，能找到好工作的有用，能当上公务员的有用，能权财兼收、有房有车的有用。简而言之三个字：钱、权、名。再简单一点，就“成功”二字。至于其他，统统划为“无用”之列。上世纪80年代，一个美国人参观了北京、上海、西安几所中小学，回国后写报告说：“中国学生喜欢早起，7点前中国大街上见到最多的是学生，他们喜欢边走边吃早点。中国学生有一种作业叫‘家庭作业’，据一位教师解释，他是学校作业在家庭中的延续。中国把考试分数最高的学生称为学习最优秀的学生，学期结束时，这些学生会得到一张证书，其他人则没有。”他的结论是：中国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学习成绩也比任何一个国家同年级学生要好。因此再过20年时间，中国在科技文化上，将把美国远远甩在后面。然而20多年过去了，中国孩子们依然喜欢早起，依然7点多走在大街上吃早点，家庭作业依然永远处于“未完成”状态。但一个苹果抵得上十个中石油中石化，一部《盗梦空间》抵得上十部国产大片，无论科技，还是文化，中国依然被美国远远甩在后面。18世纪的法国人卢梭说：“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腐烂；我们将造成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小大人与老顽童，前者如“五道杠少年”，后者如郭美美众干爹等，正是时代特产。这种社会整体上的焦虑感似乎为东方儒家社会所特有。2001年9月，台湾教育部门在反思过去48年的大学联考制度时说：“联考造成了不正常的升学压力，从而造成畸形的教学，畸形的教学造成文化的失根。一个国家如果大多数的国民只知道在个人的近利和物欲中打拼，这个国家的前途着实堪忧。”的确，教育失常导致文化失根，文化失根导致社会失衡。现在，台湾大学已经采取多元入学方案，放弃了单一联考制。无用的有用另一个爱把“这有什么用？”当做口头禅的，是中国的市长们。上世纪50年代，北京市以城墙妨碍交通、限制城市发展为由，决意推倒古城墙。时任首都规划委员会副主任的梁思成，在大小场合公开表示坚决反对，他甚至向其时的北京市长彭真当面直言：“50年后，历史将证明你是错误的，我是对的。” 其实历史的清算何须50年，不到20年，国人已认识到自己无意中成为历史之罪人。但在房产开发、GDP数字这些“有用之事”面前，历史街区、文化保育实在乃太“无用之事”，它不能带来任何GDP数字增长、官职升迁或所谓的“城市虚荣心”。所以，文化界一边在为北京古城墙不保而叹息，那边七朝古都如开封为修通公路，打算开挖古城墙。“十朝古都”南京市也打算借“城市危改”工程，将金陵古城夷为平地。是的，古城墙有什么用？博物馆有什么用？市民广场又有什么用？段子里潘石屹在中关村某大厦上看见好大一片空地，急嘱助手拿下。有人提醒说：那是北大。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学者乔万尼·波特若如此定义城市：“城市被认为是人民的集合，他们团结起来以在丰裕和繁荣中悠闲地共度更好的生活。”但在中国市长们的规划之下，城市只是摩天大厦与地标工程的集合，人们只配在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中度过余生。没有了步行绿道、街心公园与市民广场的城市，不值得留恋。没有了大学、博物馆和音乐厅的城市，是否还会存在，都是个问题。国内许多城市都酝酿把大学迁移到郊区，腾出市中心的黄金靓地大搞房地产。如果没有北大清华的学术滋养，中关村是否还是中关村？没有艺术家的创造力，798只是个旅游区。在这些信奉“有用之学”之士的规划下，中国的城市正呈现“千城一面”的城市形态与格局，比麦当劳汉堡、肯德基鸡翅还要标准化，中国城市的文化个性、市民的“集体记忆”正在整体性丧失。也有例外的，如扬州。这10年来，别的城市都在大拆大建，扬州却独自走了一条不与别人比GDP，不与别人比高楼大厦的现代化路子。1958年，丰子恺曾失望地说扬州“全无一点古风”，是“一个普通的现代化城市”，“只是小上海、小杭州，并无特殊之处”。但新世纪10年过去，扬州人却将古城整体保存下来。今天的扬州主政者甚至自豪地说，古城及其文化是扬州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无用之用，方为大用牛顿曾经说：“自然界不做无用之事。只要少做一点就成了，做多了却无用，因为自然界喜欢简单化，而不爱用多余原因来夸耀自己。”人却恰恰相反，常做自认为有用之事，事实却证明常常无用。白岩松常引用的例子：8位名牌大学毕业生，其中2名博士、5名硕士，还有21名本科生，去一家大型企业求职但无人成功。因为企业老总觉得：这些学生面试时都很自我，发短信或打电话到企业时，大多没有称谓或问候；考完了，没有一个毕业生主动打招呼说“再见”、“谢谢”……或许他们每个人都学富五车、才高八斗，都是合格的高材生，但没有基本礼仪与社会准则，某种意义上，都不是合格的人。零点公司曾经做过的一个“世界公民文化与消费潮流”调查显示，讲究礼貌、责任感、宽容地尊重别人是各国公众认为最重要的价值。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公众最重视的价值依次是：独立、学识和讲究礼貌；而对责任感、宽容地尊重别人、与他人沟通、服从，想象力的重视程度远远低于其他国家。例如，重视责任感的中国公民只有30%强，处于世界各国的最低点。同样，只有不到30%的中国人重视容忍和尊重别人，比世界平均水平低约l0个百分点。某个饭局上，问在座的几位男士，多长时间没回家吃晚饭了？在座诸君皆有愧色。有人说，一年在家吃饭不超过10次，其他都奔波于酒局饭局之中。王朔说，中国人的家就是晚饭。家不成为家，国之焉在？国之溃败，也是从家不成家开始的。还有陈丹青先生说得好：其实不必那么忙的。中国古人是“通识教育”，未认字前，先背诵三字经，无非仁、义、礼、智、信五条。这就是维系中华民族血脉不断的社会底线与价值观原点，守住了仁、义、礼、智、信，也就守住了个人良知与社会正义。只可惜现代中国人，即便上知天文，下晓地理，考得了托福，入得了官府，说起这五个字，也是哑口无语。单论有用，再没有比高铁更有用的了。但看看别人怎么说，高铁事故之后，美国专栏作家Megan McCardle说：“从技术层面上看，美国高铁比中国高铁相形见绌，坐着摇晃，速度缓慢，外观也不华丽。但换一个角度，我们用缓慢的铁路换来了很多无价之宝，包括我们对政府权力的约束……以及我们已拥有的众多基础设施……有时候拥有集体回忆比拥有一个非常酷的铁路要宝贵得多。”若论无用，还有什么比诗歌、哲学更无用的？英国人说，英国人宁可失去整个印度，也不肯失去莎士比亚。乔布斯说，我愿意用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所以庄子才说，无用之用，方为大用。以无用之事治时代焦虑症生活方式就是限制方式。你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就是选择了某种限制，无一例外。卢梭早就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文/肖锋上世纪70年代安东尼奥尼所拍纪录片《中国》，意外为中国保留了那个年代国人淡定的一面。倘若这位意大利导演今天再来，会发现中国淡定不再，代之以急急火火的追名逐利。在《论美国的民主》(1835) 一书中，托克维尔用了一章的篇幅述说“为什么富足的美国人常常如此焦躁不安？”，“永不知足”同“过高期望”以及“妒嫉”：美国自杀率不高，焦虑症却猛增。可见美国梦也有它病态的一面。今天，美国梦消停了，中国梦甚嚣尘上。轮到中国人焦虑了。身份焦虑症中的中国人陈丹青在上次《新周刊》的“生活方式论坛”上感叹人们的生活总是被“规定”着。所幸，他干了两件无用的事：写文章与画画。所谓艺术家就是能干自己认为爽的事的人。在“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人们被闹革命、批判、下乡、回城规定了；在计划体制下，人被粮票、布票、油票等规定了；现在，在商品经济时代，人们又陷入商业集权的规定，被电脑、马桶、空调和手机规定了。陈在现场发问：我们今天谁可以不靠手机过日子，请站起来！要不就活在被权力规定的生活下，要不就活在被商业规定的生活中。中国古人被三纲五常规定着，淡定安逸。改革开放前有单位规定着，生老病死有人管。现在没人规定了，那就接受市场经济的苦逼历练吧！生活方式就是限制方式。你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就是选择了某种限制，无一例外。卢梭早就说过：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相对三纲五常和单位领导，本人宁愿选择被商品经济规定。理由简单，因为有相对的选择的自由(Freedom of choice)。焦虑是自由的伴随物。当你能相对“自由”地追名逐利时，焦虑即空前增加。《身份的焦虑》(Status Anxiety)的作者阿兰·德波顿提示中国人：新的经济自由使数亿中国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然而，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那就是身份的焦虑。“身份的焦虑是我们对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担忧。不管我们是一帆风顺、步步高升，还是举步维艰、江河日下，都难以摆脱这种烦恼。为何身份的问题会令我们寝食难安呢？原因甚为简单，身份的高低决定了人情冷暖：当我们平步青云时，他人都笑颜逢迎；而一旦被扫地出门，就只落得人走茶凉了。其结果是，我们每个人都惟恐失去身份地位……”是的，每时每刻都被成功人士的故事所包围。传媒、饭桌、颁奖会，无孔不入地叫嚣：要成功！要成功！我们能接受一个远在天边人的成功，却不能接受一个身边人的晋升或中彩。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中感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劳作、来回奔波到底为了什么呢？被他人注意、被他人关怀，得到他人的同情、赞美和支持。”对人最严厉的惩罚就是把他仍到繁华的大街上却无人关注。假如“自我”是一个气球，里面装着别人对你的评价，那你就被别人尊重或鄙视规定了。对身份地位的渴望，同人类的任何欲望一样，都具有积极的作用：激发潜能、力争上游、阻止离经叛道的行径。于是你不可避免患上身份的焦虑症。而做一些“离经叛道的行径”或许正是救赎之道——做些无用之事以治愈时代焦虑症。你有过一个幸福的童年了吗？关于该不该让孩子做“没用”的事，力挺派认为“没用”的东西最有价值。伟大的艺术都是在“没有用”的情况下诞生的。但多数中国人成长的路径，都是被逼去做那些社会认可的“有用的事”、“正确的事”，我想，这正是这个时代不快乐的根源。逼孩子去学奥数、学英语是“有用的事”；让孩子学会交往、学会合作、学会管理好情绪是“无用的事”，而往往这些看似无用的事却又与孩子的幸福息息相关。我们孩子们的生活被格式化为单一的应试教育菜单，你不选择，就被抛到这架庞大的成功机器之外。国外教育界日益提倡一个人“同理心”的重要：一种能深刻感知和分享他人情绪的能力，所谓感同身受。“同理心”是同情心的前提，被《全新思维》的作者概括为右脑六大能力之一。我以为，微博就是个锻炼人同理心的地方，是对现行教育缺失的一种意外补偿。90后为何频频被曝发飚？从小生活在以我为中心的温室，基本没有机会领教这个真实世界是怎么看他们的。我可以自豪地说，我领孩子去捉过蛐蛐、钓过鱼，让他们夜晚走过玉米地。但多数时候，为了“培养成人”，经常逼其就社会的范。不打不成材。打儿子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在长大可能没出息但有个快乐童年，与长大变成功人士但童年痛苦之间，我倾向于前者，但总有反复。我清楚，这是社会拧巴父母，父母再拧巴孩子。杨振宁曾寄语年轻的清华校友们：“发现偏好、培养偏好、发展偏好”。他说得没错，人有18种天赋，发现一种你就跳出来了。让艺术系的过英语关，让物理系的过政治关，那是“毁人不倦”。我读了十七年的书，最后发现，90%所学是无用的。你说说，啥是有用的事，啥是无用的事？鼓励去做无用之事，你可能说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痛，尤其对那些贫家子弟。“我用了18年夜以继日地苦读，才有资格跟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在中国，读书是穷苦阶层改变身份的唯一途径，他们无“爹”可拼，哪有功夫做“无用的事”？时代正做一个国家崛起、经济腾飞的大局，把所有人裹挟其中——你被胁迫着去追求成功。可我告诉你，当所有人都在苦逼的成功大道上狂奔时，其结果可能是崩溃。假如有可能，停下来做些看似无用之事，笑看风云吧。来源：新周刊下载地址即将发布

《南方人物周刊》-韩寒喊：谈革命、说民主、论自由

向上，他看到因比赛封路而导致县城里的人们像忽然被挤出来的牙膏，簇聚在山顶。他很茫然：原来这里有那么多人。他们有什么需求？不知道。因为没有人问过他们。向下，他看到（或想象着）120多层高的豪华酒店楼下有怎样的现实生活。他呆想着自己没有原罪的罪恶感从何而来，而“如果大家都能够（住到这里）……”在他的“母语”上海金山话里，他的名字发音怪异，声似“元元”。他也曾嚣张：只要你会说中国话，你就会知道我是谁2010年9月24日，内蒙古鄂尔多斯，韩寒参加中国房车锦标赛 2010年2月1日，福建厦门，韩寒（右）与易中天在厦门大学交流对话2011年12月23 日6时9分34秒，韩寒发了一篇名为《谈革命》的博客。第一个发现它的可能是一个网名“冷娃”的人至少他（她）是第一个留言评论成功的网友。“冷娃”先后评论了五条，第一句是“沙发”，第二句是抢到了沙发很感动，第三句是希望韩寒注意身体，第四句是再次表达自己的激动，第五句终于说到了正题：“将革命进行到底！”次日傍晚时分，韩寒以罕有的勤奋，又贴出一篇博文，《说民主》。26日一大早，他再接再厉：“圣诞再打折，东西还是不会白送的。那我就先开始讨价还价了”《要自由》。于是便有了大讨论。“革命”、“民主”、“自由”3个对于中国大众来说熟悉得如隔壁传来夜夜笙歌却始终不及触摸的词汇，在年末以一种空前集中的方式涌将过来。学者们开始给网民普及政论，不同立场的派系开始吵架，老百姓开始在支持、反对、将信将疑和不知道应不应该关注之间找到自己的位置。这3个宏大的词汇，通过韩寒这个赛车手、通俗作家、身份可疑的公共知识分子、青年意见领袖的桥梁作用，伸向民众的意识领地：一些人茫然，另一些人被或深或浅地刺痛。“这种讨论可能不一定有效，但是让大家知道这种讨论可能无害。”韩寒事后这样跟我们解释他的初衷。他倒是专门挑了个时机，即自己新书《青春》上市后两个月。文章是两个月前就写好的，但因为担心被指摘为“为新书炒作”，他一直押着未发。“我还是想在2011年把这个发掉，眼看都2012了，就赶紧发了吧。”对于他来说，这似乎是没有什么波澜的事。作为另一种存在他最艳丽的衣服大概是赛车服，通身上下五颜六色的广告logo。平时，他几乎只穿黑色。头发长了会戴黑色的曲线金属发箍，露出宽脑门，瘦削的脸有着漂亮的轮廓，眼睛鬼亮，喜欢笑，像个懂礼貌的孩子，温和而真诚。长相是他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更多的人总是希望在他身上寻求视觉之外的收获。两个月前他出版了新的杂文集《青春》。封面是白纸黑字上飘过一抹绿。他否定过红色字体版本的封面设计，尽管他喜欢某高端汽车品牌和某知名咖啡品牌的标志性的红色，但他不能忍受这个颜色用在自己的作品上“因为觉得压抑、邪恶”。这本书在上市两周后加印，并进行了微小的改版：应他的要求去掉封面“这一代年轻人的希望在哪里？”他说，“这句广告似乎意味着本书要进行解答，其实，我不知道答案。”这是《独唱团》之后的第二次出版。上海郊区的“韩寒工作室”内，保持了《独唱团》编辑部原样：蓝色水笔在白板上反复写了多遍：“忘掉赞美，准备第2期”。韩寒就着字体描一遍，确定那是他写下的，好像这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墙上挂着被迫改成《幼稚园》后的第2期《独唱团》纸样。在这套高档小区的公寓楼内，植物开始枯萎，但依然在生长。为了写“韩三篇”，他是读了些书的，像哈维尔、托克维尔，他是知道的。但文章一见光，他的“不读书”再一次成为天下人的共知。十多年前，大家觉得他不上学，但读书，对世事的洞见超越年龄。上世纪90年代，韩寒随父母搬到金山县，“他喜欢读书，但毕竟家里书有限”，父亲韩仁均在县图书馆办了借书证，韩寒得以到“少儿读书社”看书，几个晚上的阅读让他萌生自己动手写的念头：“他们都没我写得好！”韩寒告诉父亲。从此他不再去图书馆，而是每晚埋头在家写，“写了十几篇散文和小说，然后寄出去。”十多年后，韩寒开始被人说成“无知”、“缺乏逻辑”。“我的杂文其实这么多年一直要坚持一点就是不用典。”韩寒在初二写《三重门》的时候还很酷爱掉书袋，“其实那些书袋都是我昨天现看的书，拿一个本记下来，要不是我哪会背得出这些话。所以我特别能理解，深刻了解那些掉书袋的人，书袋是怎么掉出来的。”他总爱拿赛车打比方。“比如说这个赛道可以做1分15秒，但事实上它是由天气、赛车、车手很多东西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不能把这个当成永恒的东西来引用。你开着一台SUV在上面溜马路的时候，你肯定做不到这个时间。很多人可能觉得有很多的书引号比较酷，表述知道的多显得自己很渊博”，“我初二已经过了这个时候了。”他觉得用典过多是底气不足的表现，“一个优秀的作家应该让自己的文章成为他人的典，我觉得这才更酷一点。”在韩三篇发表之前的博文里，韩寒曾提出因为两年没有搞读者见面，所以希望大家向他提问，他汇总之后做解答。而韩三篇的确也是问答体写就。但实际上，有关宏大话题的讨论，是他早就想说的，他自问自答，想把严肃的问题说得大众愿意看。“这些东西我知道普通读者一点兴趣都没有，普通读者对这些东西完全没有看张柏芝、谢霆锋的兴趣大，你得尽量弄得让人家能够读下去。”作家石康说过，韩寒拥有一种很实际的能力，即把自己所知道的东西告诉别人，而那些东西多半是别人需要的。韩寒的父亲韩仁均觉得，在遗传方面，韩寒继承了他懂得换位思考的性格。母亲也佩服儿子：“出名以后，这小孩一点不发脾气，我也很喜欢听他讲话，他讲得很有道理。我觉得我儿子一身正气，还很大气。”这几年开拉力赛，韩寒去过各种各样的中国乡镇，他愿意去跟各种各样的人聊天，发现世界不是想象中那样。在贵州山里比赛，当地的路一封，人们像忽然被挤出来的牙膏，簇聚在山顶。“你当时是很茫然的，因为你不知道这些人什么需求，没有人问过他们是什么样的。中国有3亿多年收入还不过几千块钱的人，你从来不知道那些人的需求是怎么样，他们从来都不用互联网。”这样的茫然感让这个出生在中国最繁华城市的远郊区的80后青年觉得，“不能以自己的喜好去设想一个国家的未来”。“拿一个海面来说，我们只是海面上的小波浪，东风吹的时候往东刮点浪，西风吹的时候往西刮点浪，当然执政者是希望一点浪都没有很平稳地让他们在一艘游艇上享乐。但事实上，海底下的力量才是真正的力量。我们都没有去关注过这些海底下的力量，只在那上面讨论浪花一朵朵。”韩三篇的出现，更多地在提醒，社会中还有另外的存在。17岁的退学生韩寒曾是异类，让同龄人看到背叛中国教育的勇敢、不上大学的非主流式生存也是一种不错的生存。现在，成名12年的他，俨然不得不被划分于上流社会，用笔提醒高谈阔论者，注意海底暗流。他能感到，在这个社会上，大多数的人是沉默的。他有时会购买《故事会》、《知音》之类的明显不符合他阅读需求的刊物，只为了看看，它们的读者在关心什么。他承认自己有点“标题党”，韩三篇“也算不得写得很好”，他只是“不喜欢一天到晚喊大词的知识分子，喊这种词会显得很勇敢，但会造成一种负面效果：一些明显不可能做到的，成了大家的期待，这样的期待才是符合期待的，其他的期待都是没有达成目标，那人会不停地活在失望之中。”离开地面的恐惧如果韩寒的人生戏剧有台本，那么《麦田里的守望者》或许比较合适，至少是吻合一部分。霍尔顿?考尔菲德害羞、愤怒、游荡、荤词挂口、天马行空、不愿读书、憧憬豪车、对性渴望，但并没有“垮掉”，却无比纯真地想在麦田里守望孩子，以免他们跌落悬崖。小时候坐在爸爸自行车后座的韩寒，在路过镇政府时说，“我们镇长怎么那么腐败啊，我一定要把贪官打倒。长大以后，我要做清官，把所有贪官都铲除掉。”2006年以后有了博客平台，韩寒有了扩音器。他在与父辈作家白烨论战时说：“别搞得多高深似的，每个作者都是独特的，每部小说都是艺术的，文坛算个屁，茅盾文学奖算个屁，纯文学期刊算个屁，也就是一百人手淫，一百人看。”2012年元旦后，他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说，他去香港住120层的豪华酒店，经常坐在窗户旁，望着遥远的地面发呆，想的是“如果大家都能够（住进来）……”在他的家乡上海，在能够自己支配的时间里，他依然住郊区，有时还回到更偏远的金山乡下跟爷爷奶奶住。韩寒自己的房子在一楼，他租的用来当作工作室的房子在二楼，能“嗅到一点地气”：“无论怎么样脚要踏上的土壤，总是最终能承载你的地方，你在高空中看的一切其实都是虚空的。”“他交往的圈子还有很多是他的表弟、同学，还都是城乡结合部的人，他实际上的物理区域和心理空间都是在城乡结合部。如果你让他住在静安区的高级公寓里，他害怕高楼，他觉得那个不接地气，就写不出东西。”韩寒的好朋友、出版商并时而客串经纪人的路金波说。接地气的表现是，他经常在博客里提到底层人民的事。比如一个17岁的农民工在火车上站了62个小时回家，“工作一年，排队一天，买好原价票，穿着纸尿裤，站着回老家，相当有尊严。”  一次韩寒在内蒙古拍广告，路金波半夜去探班。好不容易完成当天拍摄任务的韩寒被他叫去吃东西。“他特意绕了几步，走过去找那些搬箱子的民工，拍了拍其中一个人的肩膀，说：收工了啊，辛苦了。”路金波注意到刚才还在跟自己大吐苦水喊累的韩少这样一个细节。但民工并不知道这个广告男主角是谁，也不感兴趣，“眼神很漠然”。其实，在一百多层豪华酒店窗边时，韩寒是这样呆想的：“我觉得自己有罪恶感，但是不觉得自己有原罪，我也不知道罪恶感源自于哪里。可能就源自于中国这个社会很多的差距的确太大了。我没有付出太多的劳动，写文章都是在有空调的房间里，用的电脑都是好的电脑，就能挣不少钱。很多人可能做得很辛苦，收入特别低，而且还没有保障……咳，反正就是一直很纠结。”韩寒曾有一辆法拉力跑车，是朋友抵债给他的，作为“真心在机械上认可”这架豪华之物的车手，因住在郊区而对代步工具有着刚性需求的车手韩寒，一年开法拉力的里程，只有一百来公里。因为“实在是不好意思开。对底层的悲悯很快招来了各路的夸奖，他在2008年5月14日到达汶川地震灾区时，舆论惊呼：曾经的叛逆少年，已然成为社会中坚，有责任感的中流砥柱。在那一年，他还获得了各路“公民奖”。他在一段获奖感言中说，自己做得很少，能得这个奖，说明别人做的更少。他甚至觉得，自己的媒体形象变得主流和正面了不是因为“社会进步”或者“大家观念（更新）”，而是“80后的那批人当上记者了”，当年的小读者变得有话语权了，他也就变得主流和正面了。与世界保持距离一面倒赞誉下的韩寒，似乎哪里不对劲儿。他开始警惕，开始不自在，开始觉得被绑架他形容说，杂文作者越来越像哭丧的。“2009、2010年的时候，大家都夸奖我，站在弱势群体那面老是为群众说话，……我当时就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在那里哭丧的人，反反复复说着车轱辘话，大家也觉得你哭丧哭得好，哭得优美，哭得态度特别的漂亮。然后瞬间就散了，等着下次哭丧的时候看我哭丧。……而且有一两次缺席了哭丧，就会批评你：你他妈是不是成为了政府的走狗？！”“有一阵子我变成了这样的人，当悲剧发生的时候我内心其实已经麻木了，但是我不得已还得去那里哭个丧。”后来他慢慢觉得，“操，后面有枪指着我，那杆枪未必是执政党的，有可能是民众的。……可能唯一不同的是执政者的枪是真枪老百姓的枪可能是仿真枪，他可能打BB弹能够弄疼你但是未必能伤害你，但是执政者是可以伤到你，所以在同等的情况下，我觉得还是必须得先批评执政者为优先。”知名媒体人许知远这么评价那个时候风头强劲的韩寒：“韩寒掀起的迷狂，衬托出这个崛起大国的内在苍白、可悲、浅薄一个聪明的青年人、说出了一些真话，他就让这个时代的神经震颤不已。与其说这是韩寒的胜利，不如说是庸众的胜利，或是整个民族的失败。”韩寒觉得许知远说的是对的，“我特别理解他说的所有东西”。浙江乐清发生钱云会案时，韩寒看了网上各种各样的现场照片，根据自己作为车手的判断，认为“这就是一场交通意外”，但他不敢下这个结论，而对钱云会为村里人做事的敬佩和对政府一向的不信任感，使“政府谋杀论”成为主流知识分子的共识。韩寒在2011年元月初写下《需要真相还是需要符合需要的真相》，婉转地表达了对主流知识分子共识的质疑。“我觉得很多知识分子去做有罪认定的话其实跟政府没什么区别，政府就是做有罪认定出身的，他们就是这样当恶人的。所以当时其实是一个挺明显的（与主流知识分子划清）分界线（的事情）。”当大家对韩寒的印象还停留在对民众疾苦热情疾呼的公共知识分子符号上时，他已经悄悄地在自己与执政者、民众和公知之间，像孙悟空那样，用金箍棒画下一个不可见的圈。他的圈里只有自己。曾在《纽约客》上长篇报道过韩寒的美国记者欧逸文，对于“韩三篇”这样评价：“他的言论之所以在网上引发如此骚动，是因为韩寒拒绝了人们对他形象的一贯解读。”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他拉长了自己的战线，竖立了更多对手，其中包括曾一度对他钦佩有加的一帮人：中国最激情燃烧的民主主义者。”韩寒对“得罪人”的态度是：“顾不上他们了，反正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真实想法。”“你一味地拍民众马屁，一味地讨好民众，其实说到底跟当年老毛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没什么区别，他心里再清楚不过：群众就是瞎的。这其实是另外一种不诚恳的表现。”他也有点害怕被骂，但“后来实在忍不住了……光屠杀政府不屠杀平民这不对”。“社会的组成、体制的组成其实就是一个民众的选择，当民众无法忍耐的时候，体制自然就可以消失，体制既然长久的存在，除了体制的强权以外，其实真的是需要有民众的配合。”他的原则很朴素，就是不希望流血，不希望害人。“我特别不希望伤害到人，有的时候谈恋爱也是这样，分个手分5年分不掉，因为不希望去害人，或者伤害到任何人，所以我觉得跟我对于革命的态度其实是一样的，我的观点也是尽量地少牺牲，我宁肯被人多骂一点。”“但是”，他在《要自由》的博客里这样转折：“如果两三年以后，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在每一届的作协或者文联全国大会时，我将都亲临现场或门口，进行旁听和抗议。蚍蜉撼树，不足挂齿，力量渺小，仅能如此。当然，只我一人，没有同伴，也不煽动读者。我不会用他人的前途来美化我自己的履历。同样，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品质，所以我相信这些迟早会到来，我只是希望它早些到来。因为我觉得我还能写得更好，我不想等到老，所以请让我赶上。”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医院院长修电视

一个医院院长电视机坏了，拿到一个大修理店去修。 修理店接待人员问：“你好，请问你的电视机出了什么问题？” “就是没有反应了，声音图像都没了。” “OK，看来你的电视是内部出了问题，那你要看内科，请问你要看工程师还是高级工程师，修理费工程师收20元，高级工程师要收30元。” “不就是修电视机吗？修好就可以了，我管他什么工程师还是高级工程师？” “不一样的，高级工程师水平高，什么疑难问题的电视都能修理好，修好的返修率也明显低于工程师，但是修理费相对高一点，所以这个由顾客您自己选择。” “我的电视应该不算疑难杂症，就一般工程师就好了。” “那好，请你先交20元修理费。” ...

口服避孕药：半个世纪的是是非非

今年刚过50岁生日的口服避孕药，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目前，全球服用避孕药物的女性已经超过一亿大关。然而，在使用它的同时，关于它的争论也一直没有停歇。 By （贡正／译）ADELINE LOH、唐郑亮 撰 ------------------------------------------------------------------------------- 林恩正搭乘飞机从美国俄亥俄州前往亚利桑那州，当飞机降低高度准备降落时，她突然感到腹部一阵剧烈疼痛。由于无法及时从座位上方的行李箱中取出止痛片，很快她就支持不住了。这位24岁的新加坡女孩不得不平躺在座舱的地板上。 “飞机上的乘务人员后来弄来一辆轮椅，飞机降落后，她们一路推着我下了飞机，送我到大厅为止。” 林恩说，“这次经历使我下定决心，是时候对自己痛经的毛病采取点措施了。” 为此，林恩专门去看了妇科，医生说有一种口服避孕药丸可以帮助患者调整月经周期，同时缓解经前忧郁症，值得一试。可林恩将信将疑：它是否会让自己发胖？更重要的是，会否影响今后怀孕？ 不被信任的药片 林恩说出了众多亚洲女性的心声：避孕药不值得信任。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出具的一份报告指出，2007年，亚洲育龄妇女使用口服避孕药的比例只有6.1％，而西欧的数据则高达46.2％，北美地区的统计为18.6％。亚洲女性似乎并不像世界其他地区的妇女那样对口服避孕药感兴趣。 新加坡妇科医学研究院的妇产科主治医师克里斯托弗说：“这一点可能与亚洲文化中对服用荷尔蒙类药品的反感情绪有关。人们错误地认为，服用荷尔蒙只会伤害我们的身体。”妇女们普遍担心服用这种药片会导致不孕症和发胖。 在亚洲，人们是否对避孕药有足够的了解？答案是否定的。即使在药房，药剂师也需要多费口舌向顾客解释，她应该购买的不是事后补救的紧急避孕药，而是短效避孕药——每日口服一片即可实现无害避孕。 口服避孕药的不受欢迎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紧急避孕药的泛滥。在中国，至今还有很多人认为，避孕药就是只有紧急避孕药一种。通过广告上“三分钟，轻松解决你意外怀孕的烦恼”这种宣传，紧急避孕药的销售竟然占了所有避孕药的三分之二。许多人习惯于用它作为补救措施，这一点即便是销售者也始料未及。 实际上，紧急避孕药从来就不是作为主流药物出现的。它比短效避孕药出现得晚，副作用也严重得多。它在爱尔兰等国仍然遭到禁止，在美国等国家也仅限于有特别执照的医生使用。认为避孕药即紧急避孕药，这样的想法不仅让口服避孕药在药店少人问津，也让许多人将前者的弊端直接强加于后者。对于亚洲人而言，这项上世纪的伟大发明有太多的谜团和误解需要解开。 口服避孕药的前世今生 直到今天，口服避孕药的生存和发展依然充满传奇色彩。也许，它的发明者从来没有预料到这种药剂会有如此迅速的发展，而且其地位如此重要：为了将它与药店里其他类目繁杂的药水、药片区分开来，便于辨认，“药片”（pill）的第一个字母大写后（Pill）就变成了避孕药的专有名称。 20世纪30年代中期，美国化学家拉塞尔·马克发现，北卡罗莱那州的一种薯蓣含有一种植物甾体，能够缓解痛经。为此，他专门到墨西哥收集薯蓣根，并用这些实验合成了孕激素。他发现，只用孕激素就可以抑制排卵，在孕激素中加入雌激素后，月经会变得更具规律性。这样，早期的口服避孕药诞生了，其中含有雌激素和孕激素，这也是目前使用最广泛的避孕药形式。然而，早期口服避孕药的副作用无法让人们放心服用。 1950年，长期倡导计划生育的美国人玛格丽特·桑格说服格雷高利·平卡斯在早期避孕药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口服避孕药，后者是马萨诸塞州生物学基金会实验中心主任。具有历史意义的课题就此启动。平卡斯把技术知识和科学直觉完美地融为一体，他很快注意到了黄体酮。最初阶段，他们将黄体酮用在动物身上进行实验，验证这种口服避孕激素是否有排卵的作用。实验获得了成功。 在平卡斯的课题上，另一个做出重大贡献的妇科专家是约翰·罗克，他不仅证明了口服黄体酮能抑制妇女排卵，而且发现了黄体酮作为口服避孕药的两个严重问题。其一，它大约仅在85％的时间内抑制排卵；其二，需要服用大量药剂才能达到抑制排卵的效果。黄体酮的弊端暴露了出来。 平卡斯确定自己研究的方向是正确的。1953年4月，他请求多家化学公司将其生产的与黄体酮化学性质相似的任何合成甾醇类样品都拿来送给他。在这些样品中，平卡斯有了惊喜的发现：羟炔诺酮。这是一次重大的突破。1950年之前，人们还对羟炔诺酮一无所知，这是G·D·瑟尔公司实验中心的科学家弗兰克·科尔顿无意间发现的。当然，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发现了一种口服避孕药的成分。 平卡斯进一步用实验证明，在羟炔诺酮内混入少量炔雌醇甲醚能使药剂变得更为有效。这种复方药物就是异炔诺酮。1955年，平卡斯认为对这种药物进行大规模实验的机会已经成熟，他在一年后投入试制，于1960年获得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批准，异炔诺酮上市销售了。 早期对避孕药的研究不但无法得到主流社会的认可，还对进行此项研究的科学家造成了莫大困扰。玛格丽特·桑格曾经因“传播不合法避孕知识”被捕；约翰·罗克更是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徘徊于他从事的科学研究和笃信的宗教之间，内心饱受煎熬。 对于医药界而言，1961年6月1日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当年，拜耳先灵医药公司（当年的Bayer AG）在前西德推出了欧洲第一种口服避孕药，同年它在澳大利亚上市，作为处方药仅在药店出售。不过，在1968年以前，口服避孕药在整个欧洲都是极富争议性的话题。 1968年的学生运动和性解放运动使情势发生了变化，避孕药成为了西方社会变化的象征，人们第一次可以公开讨论性与避孕。1968年7月，德国的“Konkret”杂志打出了“人人有权使用避孕药！”的标题，并呼吁读者把打算给未婚女性开避孕药的医生的地址告诉杂志社。“Konkret”杂志编辑部立即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信息交流站之一。 避孕之外的意外收获 如今，新一代的口服避孕药配方已经得到了巨大完善。这包括低剂量荷尔蒙、新一代亲雌激素和全新的用药规程。这些都使医生们确信，病人遭受副作用影响的风险已经大大降低。 ...